昨天可能是我的长辈亲戚，今天可能是我的父母、兄妹，或是丈夫，明天可能是我的孩子和后代。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地方，这是我必须要接受的命运。
一
年我正在念本科。
当时学院宣布，最近会有由我们院长亲自引荐来的俄语外教来学校教学，大家要准备好迎接。
那时念大学的我对外国人有无限的好奇，毕竟见得少。我们当时原定的俄语外教因签证原因迟迟未能来到学校任职，而网络上对俄罗斯的渲染又为俄罗斯人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所以听说新的外教要来，我们都觉得兴奋。
但在某堂系主任的课上，他谈到了要来任职的外教。他表示新来的外教是乌克兰人而不是俄罗斯人，所以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要注意言行和分寸。
我和同学们面面相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随后不久，当时教我们英语的外教在课堂上讲课文时，似乎是讲到了兴头上，他提到我们那位即将新来的外教说道：“你们新来的外教好像是为了躲避战争才来的中国，你们的院长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似乎与她有些私交。”
他的话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追问了很久，可那位英语外教却不再愿意多说，这件事很快也就被我们忘在了脑后。
不过很快，我就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新外教。
院长很高兴地宣布，台上那位受聘的腼腆的女性名叫Ольга，并称她将作为我们专业的老师，这是我们专业莫大的荣幸。因为她是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编纂过俄语国家很多知名的权威刊物。
我看着那位站在院长身边笑得很温和的女士，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与我印象里的教授完全不同。我没有想到像她这样享有声誉的人，穿着却十分“朴素”。她身上是一件已经洗褪色了的黄色毛衣裙，脚上的鞋子也掉了皮。她站在讲台上发言，幽默地介绍自己。
听到她的自述我才知道，她是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
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曾多次在课堂上对我们道歉，原因仅是那次与我们见面时她的衣着非常不合适。我们曾多次表达过这没什么，可她总是摇头。直到很久以后，我留学之后遇到更多乌克兰的老师与学生后才理解她当时为何会如此窘迫。
Ольга的课很有意思，她不像其他老师一样念完课文和单词，让我们跟读几遍就结束。她会逐词地讲解词汇和词根，加深我们对单词的记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在讲课文的时候，讲到了一篇关于和平的文章。
她反复地重复着“мир”（和平）这个单词，然后告诉我们，和平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
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脸上有怅然有无措，但很快被温柔替代。因为她在教室门外看到了对她挥手的儿子。
Ольга是带着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我们学校任职，据说当时学校只愿意接收Ольга，为此我们系主任还与领导大吵一架。
国内的学校很少见引进外教会拖家带口的。我们询问的时候，她也不避讳，就在课堂上道出了缘由。她们所在的城市在乌克兰东部，那个城市经常会有小范围的冲突，自克里米亚事件连年逐步升级后，有些趁乱作恶的人也在这时像是解禁的潘多拉魔盒一样蜂拥而出。
但这都不是她最终决定离开故土来到中国的原因，对于经历过90年代动乱的她来说，很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导致她下定决心来到中国的是，有些不法分子已经把罪恶之手伸到了她儿子的身上。那些人在她儿子放学的路上，想要拉她的儿子加入非法组织，她的儿子誓死不从，因此生生被碾碎了腿。
她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极力克制着自己，但仍旧控制不住发颤的声音。她安静地站在讲台上，总是挂满笑容的脸上第一次出现裂缝和余有的恨意。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卢甘斯克位于顿巴斯地区，一个常年遍布冲突之地。
她的儿子虽然被全力救治捡回了一条命，也保住了腿，但是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需要漫长的休息期，可即使这样，待他完全康复后，他也会变成了一个跛子，并落下终身残疾。
她的儿子我见过，是个非常活泼的14岁男孩，名叫阿列克。闲暇的时候，Ольга有时推着坐轮椅的他在我们学校各个地方散步，他见到我们会兴奋地欢呼，并用自己在中文课上学到的蹩脚中文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有一次在学校的小花园里我碰见了阿列克。他的父亲推着他在花园里看花。见到我之后，他再次高兴地和我打着招呼。在闲聊中我才得知，阿列克的父亲竟然是一位地质学教授，在卢甘斯克另一所大学里教书。
我不解地询问阿列克父亲为什么没有像Ольга一样做外教，他看着我笑，轻轻指着阿列克说：“因为他啊，我要照顾他。”
阿列克像是没听见我们的谈话一样，仍旧仿佛若无其事地看着远处的蝴蝶，而我却瞥见了他脸上的肌肉在微微颤动。
似乎是察觉到了阿列克的情绪，他的父亲很快岔开了话茬，“我也不是没事做的。你们院的x主任帮我找到了一份维护泳池的工作，在阿列克去上中文课的时候我就去上班，工作清闲又可以经常游泳，可比Ольга当老师带学生舒服多了！”
说着还大声笑了起来。
阿列克似乎被他父亲的笑感染了，父子俩贴耳说了句悄悄话，然后一起笑了，阿列克笑着嘟嚷着什么，然后对着我兴奋地说：“Таня（我的俄语名）我以后要当飞行员！你呢？”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问懵了，还没等我开口，他父亲便抢着说：“你的腿可不能当飞行员”。
阿列克愣了一下又大笑道：“那我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瘸子飞行员啦，我会创造历史的！哈哈......”
我看着他，有点想笑又想哭。
日子就这样过去，在我们日渐熟悉的时候，Ольга在转年的12月圣诞节前夕决定辞去工作回到乌克兰。在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她给教过的所有学生都送了一份了小礼物和片卡，卡片上手写着祝福和寄语。
Ольга走的时候送给我们的巧克力
作者供图
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要回国，她抱了抱我然后说：“那里是我的祖国，还有我的学生。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抛弃她。”
而那时的Ольга家所在的乌克兰东部仍在经历动荡，炮火，杀戮和死亡并未撤离。
二
和Ольга一起来的外教里，还有个叫Анна的女老师。
她是Ольга的学生，她的家在克里米亚，在卢甘斯克读了博士之后，就安家在当地。
Анна与Ольга十分不同。她的穿着打扮一直都十分艳丽，以至于我们院一直都很严肃的书记在主场见面会结束了之后都罕见地夸赞，“Анна老师真的很像电影明星。”
Анна不只像电影明星，还很像俄罗斯人。她像俄罗斯人一样不爱笑，做事风风火火，但她与我们学校其他的俄罗斯外教又不像，除了上课的时间以外，她很少和人接触，而Ольга似乎是她在中国唯一的朋友，她只与Ольга一家人来往。
那时学院为了提高我们的成绩，鼓励我们与外教在课余时间多接触，多使用俄语对话聊天。在选择外教的时候，学院发现很多人都选择了Ольга和其他的外教，却没有人选Анна。学院为了均衡选择，同时也为了减少其他外教的压力，把一部分人分给了Анна，而那一小部分人里，就有我这个倒霉蛋。
那时候，我的俄语口语很糟糕，一是因为不好意思，二是怕张嘴说错被同学老师嘲笑。所以在那个周末Анна叫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一直在她身边降低存在感，想着蒙混过关。
可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那天她带着我们走遍了城市里的著名景点和建筑。走到一处便用俄语问我们问题，如果我们说错了，或者说的很蹩脚，不符合她心里的预期，她就会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在这些地方用俄语怎么说，并且矫正我们的发音。
即使面对口语糟糕的我，她也没有不耐烦也没有生气。她鼓励我要勇敢地表达，把自己心里所想说出来，不要害怕。
她认真看着我的眼神，即使过了8年，现在的我仍旧记得，我把那句Это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ьипамятники（这是名胜古迹）和后续她教我的完整文段说出来的时候，她笑得很开心。
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那次游玩锻炼结束之后，她似乎记住了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我，而我也在逐渐克服害羞心理，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我的口语突飞猛进。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Анна毫无预兆地向学院提了离职，她的合同尚未到期，单方终止合同可能会面临赔偿，但是她执意如此。
院里负责的人也拿不定主意，找到了院长，院长找到了Ольга，在Ольга的解释下，大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Анна的丈夫在克里米亚战死了。
她作为遗孀需要回国为她的丈夫处理后事。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身上一直带着的疏离感和悲伤。
在她临走之前，学院组织我们去看望她。她的脸上没了以往的精致妆容和精心打扮的衣着装饰，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她像个精致但容易破碎的木偶一样坐在沙发上，木然地看着我们，嘴里程式化地说着感谢。
我们没有多待，很快就离开了。她被悲伤笼罩着，一靠近她就让人想流泪。
我没想到我还会再遇见她。
本科毕业以后我选择到俄罗斯留学，在一次国际交流会上，我在会议邀请名单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和名字。
她胖了许多，脸上仍旧化着精致的妆，只是难掩岁月痕迹。
会议休息的时候，我找到机会走到她身边和她打招呼，询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在短暂的疑惑之后眼里生出惊讶，惊呼出我的俄语名字。我没想到她竟然还记得我。她开心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随后我们一起去了学校里的咖啡厅。
我们在咖啡厅里聊了很多，从这次的会议聊到了我们各自钻研的课题，从课题聊到了现在的生活，又从生活聊到了自己。我谨慎地询问，尽量不提及她的私生活，却没想到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把话题转到了亡夫的身上。
她拿起桌上的咖啡，平静地和我讲述她和她的丈夫从相遇相爱到走进婚姻的故事。很平常的相遇，很顺理成章的爱情，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战争会爆发。
她的丈夫应召奔赴战场，在临行之前再三叮嘱她，如果有机会离开乌克兰，去国外待一段时间，等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回来团聚。
只是没想到那一别就是永别。
“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没有在战争中失去过亲人。昨天可能是我的长辈亲戚，今天可能是我的父母、兄妹，或是丈夫，明天可能是我的孩子和后代。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地方，这是我必须要接受的命运。在乌克兰，很多人都需要承受这样的命运。”
她放下手里的咖啡在我面前温和地笑着，仿佛命运从未伤害过她。
我想说点什么，最后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语言如此无力，它竟无法安抚任何一个被命运伤害的人。
三
Ольга走后不久，学校又来了好几个新的外教，其中一个名叫Вера的乌克兰外教被分到我们年级组，带我们大学俄语基础课。
那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常在一起开玩笑，大学虽然学的是俄语，但是大部分时间教我们的都是乌克兰来的外教，我们干脆学乌克兰语算了。
Вера老师与Ольга、Анна都不同，她不像俄罗斯人也不像乌克兰人，她很爱笑，一点没有老师的架子。四十多岁的她课下常常和我们一起玩，让我们教她汉语，在课堂上却又十分严厉，罚我们写作业时从不留情，常让我们对她又爱又恨。
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短时间内是很难适应国内的饮食习惯的。可Вера却不一样。她很喜欢吃米饭，尤其钟爱面食，也经常去面包店买面包。她不像别的外教一样买东西很少看价格，相反她常常看价格，总是买打折的面包和临期处理的果酱，尽管她的薪资比起其他的老师高了一大截。
她是我见过的俄语外教里最不注重穿着打扮的。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由于以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她们在很多地方拥有着共性，例如会与他人见面时整理好着装，大多数女性脸上都会带着精致的妆。
可Вера从来不会，她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粉底和口红的痕迹。衣服常年都是那几套，穿得很不修边幅，双肩包已经起了毛边她也舍不得换。
但她有个奇怪的习惯。她会定期买很多东西寄回乌克兰，我曾陪她去过一次邮局，在邮寄物品的时候，面对惊人的国际邮递费用，她付款的时候眼睛都未眨一下，让我一度以为在面包店里再三权衡价格的Вера与眼前的Вера不是一个人。